第一，批评《国语》作者记事“迂诞”。如《神降于莘》篇：“斯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卜》篇：“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等。这是指出《国语》作者有神论思想的危害，以致把“迂诞”、“神怪”之事以及巫者之言用来附会人事，写入史书，这种记载是不可信的。
第二，批评《国语》作者把预言当作历史，并拼凑“证据”，宣扬宿命论。如柳宗元在《灭密》篇批评密国康公之母关于命数的谈话，而“左氏以灭密征之，无足取者”。《不藉》篇指出《国语》作者把“宣王不藉千亩”跟后来“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联系起来，显然是附会之说：“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柳宗元甚至认为，所谓“战于千亩”当是杜撰出来的，所以他写道：“又曰‘战于千亩’者，吾益羞之。”《国语·晋语二》记了这样一件事：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齐桓公盟诸侯于癸丘。晋献公将与会，途中遇到周王卿士宰孔。宰孔先是挑拨齐、晋关系，阻止献公赴会；然后又对自己手下的人说：“晋侯（按指献公）将死矣！……今晋侯不量齐德之丰否，不度诸侯之势，释其闭修，而轻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鲜不夭昏。”《国语》作者在写了这一段话后接着写道：“是岁也，献公卒。”柳宗元在《宰周公》篇中批评说：“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为书者又从而征之，其可取乎？”这里说的“无足取者”、“吾益羞之”、“其可取乎”，等等，都是批评《国语》作者把毫无根据的预言当作真实的历史看待，以至从历史记载上来“证明”这些预言的不诬，这种作史态度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