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民党军的攻势顿挫，其内部对于进攻东北利弊得失的争论再起。苏联撤军虽使国民党在东北的作战不必再有投鼠忌器的顾忌，而且由于美国的海运帮助，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已达7个军，装备也远胜于中共部队。但东北地域广大，除去必要的守备等用途，国民党实际可用于前线作战的不过4个军，人数较中共并不占多少优势，而且随着占领地域的增多，这种人数优势还有继续下降的可能。面对军事进攻的胶着局面，熊式辉一反先前之主战态度，改而主张只有等援军开到，才能继续进攻。国民党统帅部方面，何应钦认为，主要兵力不宜伸出过远，以免后防空虚；军令部则一直认为不宜孤军深入。4月2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幕僚讨论东北战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坚持其一贯主张，认为“国军既受运输限制（无问军队，粮弹尤然），更防苏联破脸的助共，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开进”；“军事力量只能以锦州为主，沈阳左近为最大限”。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动摇蒋介石对东北用兵的决心，一是因为此时国民党内对共强硬的政治大气候已经形成，蒋介石亦须照顾强硬派的意见，使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已难有回旋余地；二是“九一八”之丢失东北，长期为国民党之耻，收复东北因此成为国民党公之于众的抗战基本目标之一，事关其政治地位与公众形象，国民党无法承担不能收复东北的政治与公众压力；三是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东北首府长春，使国民党颜面尽失，主战喧嚣压过了理智判断，认为只有拿下长春才能显示国民党的力量；四是国共关系起伏不定，蒋介石一直准备在适当时机对中共动武，正可以东北战场作为检验国共战力之实验场，并以此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后勤、训练等方面之缺失有所矫正。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并未因东北战局之胶着而改变其战略部署。21日，他指示熊式辉：“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