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指责来自英国老一代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国的特殊性》和《理论的贫困》等著作和文章中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文化给予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意识构成的三大要素:一是传统的清教徒主义的激进革命思想;二是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意识;三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意识。在汤普森看来,首先,英国工人阶级享有一种传统的自由、权利等革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在(19世纪)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当然更加古老。”②其次,这一革命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文化,而且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熏陶和塑造。“长期以来——或者说100年来,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形式的交往。它采取了多种形式。作为一种吸引和排斥模式,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都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同样也渗透到了我们的劳工运动中,这比我们作者所设想的更为广泛。”①最后,这一英国的传统文化在人性、民主、自然权利等方面仍具有自身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尽管我们无法忘记帝国主义这一突出阴影,但英国仍是一个相对人性的社会;某些仍远离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价值得到了巩固;在工资问题和更广泛的要求上,工人的讨价权力是巨大的。”②因此,汤普森得出结论,英国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自身合法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通过革命的行为赢得革命的胜利,最终自己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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