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扬州，居台半世纪，在青少年时期，历经颠沛流离，忧患相煎的岁月，目睹杀人盈野，血流成渠的惨状，身遭骨肉离散，天人永隔的悲剧。多年来，我深信许多人和我一样，世代的对立意识已然云淡风清，两岸彼此的隔阂才是大家心中未愈的伤痕。我有意促进彼此的沟通交流，却苦无机会。直到一九八七年，我参加泰王六十岁大寿的庆典，才有了转机。当时，大陆方面的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长老及其夫人也应邀在座，但碍于当时情势，我们彼此无法交谈。就在典礼刚开始不久，赵夫人突然咳嗽起来，坐在后面的慈惠法师拿出一颗止咳糖递给她。赵朴老当晚回赠大作以示感谢，我觉得“良机不可错失”，殷勤接待，在畅谈之际，欣知彼此在许多事情上都很有共识。后来听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前两次大会因两岸名称问题，弄得场面十分尴尬，所以隔年的下一届大会的主办权成为烫手的山芋，我心生一念：危机正是“良机”，“不可错失”，遂主动争取由西来寺承担这个任务。为了加速完工时间，不惜加倍给付建筑商赶工费用，好让西来寺的工程能及时完成，赶上大会的召开。至于两岸的佛教会名称，我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即中文名称——“中国北京、中国台北”照样沿用，英文译名改为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Beijing,　China和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自以为如此设想十分周到，但还是经过一番曲折，多次协商濒于破裂。为了不要因这一点点问题而“错失良机”，我一次又一次居间调和，终于化解僵局。当我在大会开幕典礼中宜布“海峡两岸的团体第一次坐在同一个会议厅里开会”时，三十余国，八十几个佛教团体，五百多位代表，长时间报以热烈掌声。由于这次的成功，拉近了两岸佛教界的距离，赵朴老邀我去大陆访问。翌年（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我率领正团七十二人，副团五百人组成的“国际佛教中国弘法探亲团”成行，赵朴老在北京机场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我也深深地感叹着：“良机”不易，幸好“没有错过”，否则不知道还要等到何年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