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川正夫进而指出, 果戈理在《钦差大臣》里想要告诉读者的, 绝非限于暴露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不健全的行政、政治状态的丑恶, 或是讥笑空虚而无意识的现代社会的缺陷, 而是进一步要和横亘在这一切当中的祸根, 即恶魔作斗争。他在一切的人们身上——尤其是在自己身上, 最为强烈地——感到卑劣庸俗的存在, 打算和它战斗, 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止。米川正夫抓住了果戈理创作的本质, 俄国文学有一种描写庸俗卑劣对人性腐蚀的传统, 果戈理是奠定这一基础者之一, 其后契诃夫、高尔基、左琴科等都发展、推进了这一宝贵的传统。
对于这个作品, 纳博科夫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 头脑简单的人难免会在这个剧本中看到社会讽刺, 那是对乡村式的俄国腐朽的官僚制度的猛烈抨击; 因为果戈理的戏剧被关心公民利益的人误解为社会抗议, 从而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导致大批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文学, 还有连篇累牍的文学批评, 如果作家不用自己的小说去控诉地方警察和鞭打农奴的地主, 他就不能算作家。纳博科夫认为, 《钦差大臣》是一部梦幻剧, 一部“钦差幽魂”剧, 完全出于果戈理自由灵动的非理性的幻想或梦幻:“果戈理的戏剧是行动的诗, 我所谓诗, 是指通过理性字句感觉到的非理性的神秘。”他进而指出, 赫列斯达可夫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天才的手笔, 他是一个温和的家伙, 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 身上有某种假魅力, 花花公子的派头, 跟粗鲁的小城名流那种乡巴佬的样子截然不同, 因此给女人带来了文雅的快乐。他庸俗得彻底而有趣, 那些女人庸俗, 那些名流也庸俗——事实上, 整个剧本创作就是以特殊方式将不同形式的庸俗混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像《包法利夫人》), 以至最终结果的强大艺术价值不在于说什么, 而在于怎么说(所有杰作都如此)——在于对单调乏味的部分进行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