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分离，扬汉抑宋。与竭力表彰汉代学术相反，江藩对魏晋以下学术大加贬斥。他说：“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21]这主要是指魏晋以下玄学、佛学大兴，儒学失去汉代经学的面貌。尤其是宋学兴起后，儒释道的合一，言天道性命，更使经术沉沦。在他看来，即便是宋儒讲的性理也是以汉代注疏为前提的。宋儒反汉儒，是同室操戈。
面对汉学风靡，一味复古，宋学营垒中人目击其弊，也不乏起而颉颃者。主要代表有程晋芳、姚鼐、翁方纲、方东树、唐鉴等。
程晋芳（1718—1784年）认为，“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22]古学，包括汉、宋之学，它们大都从训诂出发去发明经中所蕴涵的大道，不拘泥于文字训诂。今学，即乾嘉汉学，主要师承东汉古文经学，并把其考据训诂绝对化。程晋芳反对戴震的观点，认为戴氏所说，一切顺乎情，迫于时势或威力而诡随、丧节，却辩解说，这是不得已，显然是错误的。程晋芳认为，理对于人立身修行是重要的，不能全凭情欲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