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君主专制出发，他要扫除个人迷信、英雄崇拜。他认为“离开众庶，则无英雄”，所谓英雄，“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把英雄无限提高，足以使人民“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
然而，他却认为，“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并在上述（民彝与政治》中说：“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其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把“民彝”当做“理”，以胜制度之“法”：
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而后袄序为可安；心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是秩序者，法力之所守；进步者，理力之所摧也。
所以，他把历史的推动力仍视之为“心理”、为“理”，是“理”与“法”的冲突——这同民主启蒙主义者反对封建专制所依据的理论可谓差不离。但在反英雄史观上迈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