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第四场（一天四场的酸爽体验告一段落），平实叙事和风格化影像调和出的诗意现实主义，但平实的叙事恐怕被切割得有点过于细碎和随意，而风格化的诗性影像（浅焦跟拍、固定机位空镜、特殊构图）一方面不算新颖，一方面有的设计又感觉差点意思.
影片关照的与其说只是身处外国的中国人这一群体，毋宁说是全球化语境下主体性的危机（不仅有身在国外时所遭受的严苛训练展现出的对身体的扭曲，女主角回国后和丈夫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特殊构图展现出来，打印机、摩天大楼则不断凸显着新秩序下利奥塔所谓的第一种“非人”异化），正是无处不在的律令、禁令、象征秩序掏空了主体，让主体失去了能动性，最终沦为虚无的、飘零的城市森林中的游魂和雪林中的独行者.
芭蕾舞所指涉的自然是双重的，既是被符号化（异化）的身体，也是德勒兹意义上的身体原初之美
7/10.
孩子视角显然被导演主观意识操控，是一个通过她窥视种族仇杀的工具，片中有些兰妮眼中明显的主观景象：餐桌下窥视大人争论的仰拍，阳台放风筝、撕裂布娃娃和打碎盘子象征国土分裂，幼女婚礼上发现新郎是老头时音乐停止（主观声音暗示女性地位低贱），将兰妮的个体生命记忆放置在历史记忆中，诱使观众进行单向度解读，最明显的一场是冰糖人在公园里乔装安拉的信使打电话，先见之明地预告种族屠杀.
表现内涵的音乐很典型，如母女跳华尔兹衬托贵族家庭与时代格格不入，冰糖人在车站焦急等待后目睹满车厢的受害者，男声低呤烘托种族大迁移的灾难，收音机里尼赫鲁的讲话声交织着听众的欢呼与怨言，奶妈与按摩师初夜时清唱与打击乐的对立进一步动摇冰糖人的内心，做出背叛兰妮信任的举动，片尾一樽樽白色圣像前成年兰妮的身影，是个体对历史发出的诘问.
本片改编自罗尔德·达尔的青少年题材短篇故事，讲述两名高大无知的恶霸无情地纠缠一个聪明瘦小的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