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宗师》第二段“古之真人，…… 忘其言”后+《徐无鬼》中“以目视目，……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现就上面第一例来论证，《齐物论》的首段描述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状态，提出“吾丧我”的境界，以“天籁”、“地籁”、“人籁”的“吹”与“声”的差别，来比喻“道”和“物”之层次差异。《齐物论》一章 “以道观之，万物齐”这个意旨贯穿始终。葛瑞汉补充的《天运》一段由“天地运转，日月照临究竟是谁来发动？”一系列问题开始，巫咸祒回答是“天有六合五行，帝王顺着它便能安治，逆着它便生祸乱。”讨论的是如何进行帝王之治的道理，可见这两段的意旨并不相关。以上各例都存在这个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不便一一论证。对于这样的译文安排，葛瑞汉未给出充分的理由。他调整的段落主要依据词法，他按照内外杂篇重复出现的词语分类，依据主要有四点：1. 惯用语（Idiom）；2.语法（Grammar）；3.哲学术语（Philosophical terms）；4.人物和主题（Persons and themes）。[13]
我们发现作为文章连贯重要标识的“意旨”并未成为葛瑞汉调整段落顺序的依据。仅凭词语重复出现连接段落并不严谨，即便是外杂篇有同样的词语出现，也不能肯定是与内篇同时期的作品，因为存在庄子后学在用词上模仿庄子的可能性。刘笑敢等学者根据《庄子》内、外、杂篇词法、句法的不同特点对文本不同篇目的写作时期进行过考证。但是，这种研究的精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葛瑞汉注重形式上的逻辑，而忽视了思想、文风的一致性。前文论证过《庄子》是“象思维”的产物，这在中国哲学界已达成共识。是不是他的划分比已经在中国本土流传了千年的郭象注本的内、外、杂篇的划分合理？译者是否可以赋予自己编者的任务？这都是重构式的译本留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