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被陶先生的“大众教育”所迷惑，以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无产阶级的思想，退一步则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其实，他虽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而他的基本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
在“一二·九”运动前的陶先生，一直是高唱着各种名称的普及教育，并企图以教育来改造社会，这种改良主义的色彩是很容易使人分辨出来的。以后，他主张抗日和民主，但改良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完全丢掉，虽然在态度上比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革命，较一些经济基础稳固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定一些，可是，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却仍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范畴。
在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上（手工业和小农经济）所生长出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政治上要求极端民主、极端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要求绝对平均主义，而陶先生这两种基本的主张都没有。毛主席在《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曾经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另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2]如果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的不但可以赞成土地改革，而且可能赞成农业社会主义。另外，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的特点（也是从不稳固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好走极端，忽左忽右，捉摸不定。但陶先生一生并非如此。从他1916年回国以来，几乎28年是不谈政治的，直到“一二·九”运动前后才谈谈政治。他的政治倾向是比较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