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这个时候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态度要比阎锡山积极一些。根据侦察的情况，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4个师、炮兵1个团，伪军包桂亭有6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亦有3个师并2个旅驻商都。除此之外，于志谦、马子祯、胡贝勒、李子静、吕存义、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伪保安队，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这些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2万余人。而且，他“判断敌之发动，日方仍不露面，先驱使匪部分路进犯，不攻我坚阵，亦不与我大部拼战，取择隙窜扰、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应付。成则将匪西推，日伪占地；否则所损为匪，与彼无伤”。唯一的问题是，绥远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敌伪窜扰，却不利于大军围击。若尊蒋意，“取攻势直捣察北，扫其巢穴，比较易作，又恐时机未至，有直接对日之虑”，因此，傅作义这时的计划是，组织有经验的无职军官老兵参加境内各县村、围、堡之守备，另组乘汽车的机动部队准备在敌伪来袭时“迎头痛剿”。
面对晋绥将领对自己建议的犹豫态度，蒋介石相当不满。他一面向阎锡山保证“俟桂事解决即可抽兵北上协防”，一面在内心里批评他们“无定识与定力”，进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对日交涉中不得退让，必须坚持他7月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宣布的最大让步限度不动摇，称“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他相信：“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因为他相信，倭寇现在纯粹是外强中干。“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放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