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演讲所产生的探询和反应上的分歧程度与深度，本身就足以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些尖锐的问题：当今在各学术共同体内部所存在的差异和分化难道就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有关这类学术共同体本身以及更广泛的知识共同体本身的演讲的观念——一种不仅具体体现在亚当·吉福德的吉福德讲座概念中的观念，而且也是许多其他人捐资设立公共讲座的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已经成为洞空无物的虚设了吗？难道情况真的是相互沟通的事实上的失败——这一点现在有时候是明显的（尽管人们仍未充分意识到），只要我们注意到哲学探究的各种不同类型和传统就会感觉到这一事实——不仅是当代大学的社会结构之专业化的不幸的偶然性副产品，而且也是某种更为基本的东西的基础吗？然而，这些并不只是在我所描绘的有关差异范围的事件出现之后才被人们提出的问题。因为那些参与爱丁堡和耶鲁两大学讲座讨论的人，已经用他们各自不同的表述这些差异的方式和他们对这种表述所导致的各种分歧与冲突做出相应反应的方式，预先设想到或者明确论证了对这两个问题的各种对立答案，并且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答案揭示了他们分歧的第二维度。刻画这种第二分歧维度所需要的关键性概念是不可公度性和不可译性。在这些演讲中，我对前一概念谈得很少（但我希望已足以应付我的论证所需），而我在别的地方（《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第九章，圣玛丽，1988）对两个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要谈得多一些。出于眼下的目的，我只想大致谈谈在这些概念所提出的问题上形成的两种对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