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在兵制史研究上还有两个创见，一是强调兵制史同经济史、社会史的密切关系，二是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家、兵户、军户之封建依附性特征。这两点，同他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本是互相协调的一个整体。
三、成一家之著述
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何先生研究社会史、经济史的总结性著作；而从一个史学家的思想的历程来看，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何先生治学道路的一个小结。30年代至40年代，何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范围主要是中古时期。他说的“中古”，是指三国至中唐这一段历史。这里面自然包含着对于中国历史进程之阶段划分的见解。不过，那时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范围上推到中古以前的历史。如上文所说，这种情况在50年代以后发生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争的骤兴，吸引了许多史学家的注意，另一方面是由于对“中古”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特色已有比较全面研究的何先生，自然会考虑到如何使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面对史学界所提出的新问题，以促进自己研究的深入和发展。1955年，何先生在《秦汉史略》后记中写道：“在这本小书里，我对秦汉两代的历史只按照历史事实作了些具体的叙述，并尽我的能力作了一点分析，对于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则没有明确地指出。原因是：我对于秦汉时期社会性质的看法，与目前国内史学界一些师友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我决定在我把我的意见提供给史学界师友们教正之前，先不在这本比较通俗的小书里提出来。”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因为对于历史的叙述，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对于这一段历史之社会性质的认识，“因此，在这本小书中，也就必然难免流露出我对秦汉社会性质的看法”。1956年，何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提出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认识的论纲。这一书一文，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社会》这部著作滋生的迹象。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作者发表了一组论文，则是这个迹象的发展。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