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困难都源自将垄断而非支配当作分配正义的中心问题。当然，理解哲学家们（和政治活动家们）为何将注意力集中于垄断并不困难。现代的分配斗争肇始于反抗贵族政治即贵族独自掌握土地、职务和荣誉的斗争。它似乎是一种特别恶劣的垄断，因为它建立在个人无法选择出身和血统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财产、权力和教育，这些——至少在原则上——人们能够争取到的东西之上。可以说，当男人或女人都成为出身和血统领域的小持有者时，他（她）实际上已赢得了一项重大胜利。与生俱来的特权再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善，从此以后，它的购买力就微乎其微，而财产、权力和教育则走上前台。但是就这些后来的物品而言，简单平等却根本不能靠它们得到维持，或者说，只有随着我刚才所描述的世事变迁，它才能够持久。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其意义正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这三种物品易于产生天然的垄断，而只有国家权力自身就是支配性的，并且被醉心于压制的官员所垄断时，这种天然垄断才能被抑制住。但我认为，会有另外一条道路通往另外一种平等。
（五）专制与复合平等
我想要表明的是，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减少支配上，而不是，或者不主要集中在打破或限制垄断上。我们应当思考一下，缩小特定物品在其中可能转换的范围和证明分配诸领域的自主，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一论证方法，尽管在历史上并非少见，却从未在哲学著作中充分地展现出来。哲学家们一直倾向于批判（或证明）现行的或正在出现的财富、权力和教育的垄断，或者批判（或证明）特定的转换——财富转变成教育或职务转变成财富——的合理性。而且，所有这一切总是以某种极端简化的分配体系名义而进行的。相反，对支配的批评建议重塑并接受分配的现实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