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史很多，但存者寥寥，且又真伪难辨，残缺不全，唯《华阳国志》历1600余年独放异彩，使今人阅后可以想见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如果把它作为地区文明发展在历史撰述上的标志看待的话，我们亦可由它推想已佚之众多地方史所记述当时我国各个地区文明发展的盛况。而值得注意的是，同地方史撰述发展相关联的，是民族史撰述的发展。中国史学上关于民族史撰述的专篇，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它把环绕中原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按地区分别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110]这在民族史撰述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其后，《汉书》、《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陈寿的《三国志》都有记述民族史的专篇，随着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重新组合，专篇内容也不断有所变化。范晔《后汉书》比较晚出，它在继承、综合前史的基础上，写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撰述中最有分量的民族史专篇，可以同《史记》、《汉书》的有关专篇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