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书记，好像有点儿不太对头吧？到底您是大夫呢，还是我们是大夫？”院长无奈地笑道。
“当然你们是大夫。但这回我说了算。对不起呀，家里出了大事了！”
章恒第一次听到有关来凤山庄枪杀案的汇报，就极其敏锐地感觉到，这起案子非同小可，有内涵，它绝非是简简单单的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听了昨晚老顾的汇报后，得知这个姓张的秘书跟东钢股票案有牵连，他的心一下沉落下去，甚至绞痛了好大一会儿。A省的工作这些年一直在平稳地上升，尤其在中央所定的国企改革扭亏和国民经济结构性调整等重大战略性攻关项目上，A省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专题报道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经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派了一个摄制组来，要做这方面的系列报道，让他婉言谢绝了。快60岁的他，非常明白，现在对A省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扎实、做全面、做到深处，做出真成效，而不是忙着给自己戴各种各样的“高帽子”。他指令性地要求信访部门每个星期都向他专报一次该周信访（包括上访）情况分析报告，他要知道民情民意。他不能在群众来信来访率高居不下甚至还在继续上升的情况下，坦然自若地面对摄像机镜头，面对中央领导和全国12亿民众夸夸其谈A省的“成绩”。天道归一，民心为上。一时权重位高的他，总有一天是要回到人民中间去的。当然，到那时他仍可以由于政策的优渥，躲进独门独户的深宅大院，由持枪警卫护卫着，享受着依然不变的省部级待遇，而不必管他“春夏与秋冬”。假如真是这样，又何必自称“共产党人”而招摇了这一生？无非一介贪官腐吏而已嘛！啧！他不能忘记，80年代初，他从飞机制造厂副总工程师的位置上调到省经委，离厂的前一天晚上，厂领导班子里的同志为他举行欢送会。大伙儿谈了整整一个晚上，谈身为国企领导人的苦衷，谈中国改革下一步的艰难，谈他们这一代人肩上不堪重负的担子和内心深处种种的不平衡，甚至谈到了各自家庭生活的甘苦，但就是没谈个人的“未来”。都不敢展望啊！没法谈哪！一直到天快亮时，他才走出厂部那幢白色的小楼（这楼还是当年日本人盖的）。他想悄悄回家，然后悄悄离厂。他不敢跟厂里的工人告别，不是怕别的，只怕自己见到那样的场面，会太动情，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个厂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来时，是个完全瘫痪了的飞机零部件修配厂。一直到今天，成为制造我们自己的民用飞机的主要工厂之一，工人们和基层的技术干部们一步一步怎么奋斗过来的，他章恒是感同身受的。他热爱这一切，甚至爱到有些“盲目”的地步。他告诉各车间的领导，不要组织工人欢送，不要让他难受。快走到厂门口时，果然没见什么大场面，他的心稍稍放松了些，但又有一些失落。再往前走了几步，只见厂大门旁有几个人影幢幢。走近了一看，原来是每个车间派了一个老工人代表在这儿等着他。夏秋之交的A省是个多雨的季节。雨悄悄地下着，尤其是在黎明前，还伴随着零零星星的雷鸣。老工人都围了上来，都是工段里一些不善言谈的骨干分子。“走了？”“走了。”“走了好。”“有什么好的？”“再待一会儿吧。”“雨大了。”“那就走吧。”他们默默地送他到工厂大门口那条黄色的界线前。按规定，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到此线前，就得下车。大伙儿习惯地称它为“厂界”。“再站一会儿吧。”有一位老工人突然提议。当时一条腿已经迈出这条黄线了的章恒猛一下没听明白：“再站一会儿？干吗？站哪儿？”他疑惑地抬起头来打量着那几位工人代表。只见他们一字排开都站在那条黄线里边，极恳切地、极眷恋地望着他。他忽然间明白了，这些老工人是要他在这条黄线上再多站一会儿。他的心一下酸涩涩的，忙收回自己的脚，眼泪居然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位老工人掏出一瓶酒，不好意思地走到章恒面前，说道：“不是好酒。”从来不喝酒的章恒居然接过酒瓶二话没说，咬开瓶盖，咕噜咕噜一口气差不多喝了有五六两。后来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再也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