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洪渊一直倡导“一场汉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再次用汉语对世界言说。但是，曹雪芹的汉语红移运动被20世纪西方主流语言学的工具理性与逻辑思维强行中断。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创立古希腊哲学的“形式逻辑体系”，也没有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的因果论”。因此，任洪渊追问：“为什么汉语自身或者没有完成，或者不能完成，或者无须完成由象到形而上的抽象？”(110)到了20世纪，西方的语言转向与汉语传统语言的再次相遇，为汉语的第三次自由空间的开启，提供了启示。如何在殖民文化、后殖民文化语境下，重建、发掘、光大汉语诗性智慧？如何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语境下，重建本土文化诗学传统？任洪渊在新儒学／新国学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中，拓展出第三选项——“汉语文化诗学”。
任洪渊在法语、德语、英语、俄语的视野之内，通过对古代汉语的再解读，提出了一个关乎汉语未来的问题：在巴尔特回到古代汉语的智慧时，我们的现代汉语如何回应巴尔特，如何回应古代汉语的智慧？任洪渊在自问：“谁家汉语？为什么我们的汉语天传失传，却传人传外？这不是我们在问巴尔特、德里达，也不是巴尔特、德里达在问我们，而是我们在问我们自己。”(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