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强调教育要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沟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努力为大众生活服务。他认为，有什么生活，便有什么教育，“有吃饭的生活，便有吃饭的教育；有穿衣的生活，便有穿衣的教育；有男女的生活，便有男女的教育。”“人生需要面包，我们就得过面包生活，受面包的教育。” 从教师教学内容而言，“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他从大众生活和生活教育需要出发，认为师范学校师生都要学习和掌握生产、生活技能技巧，学会种田、种菜、下肥、养牛、烧火、煮饭、炒菜等，强调不会烧饭，不算是毕业；不会种田，不算是毕业。把掌握生产生活必备本领作为毕业生规格之一，要求师范生“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这说明陶行知十分注意克服教育脱离实际生活的弊端，千方百计使教育成为大众获得幸福生活的工具，打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理学信条。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都体现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宋明理学家把儒家的“轻利”发展成为“灭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以天理压迫人欲”，陷入了唯理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坑。